林依晨

　　在“安徽文化論壇2013”上，知名徽學研究系統家具專家、上海師大教授唐力行先生作了《試論徽商與徽州文化》演講，反響頗為熱烈。筆者在與會期間，專訪了唐力行教授。
　　問：這次論壇的主題是“徽商與徽州文化”，你在演講中對此闡發了引人入勝的識見。你提出，徽商與徽州文化是徽學研究襯衫中的一個核心問題，那麼我想請你談談怎麼認知徽商與徽州文化的關係。
　　答：好的。構成徽州經濟、文化與社會的三大要素是徽商、徽州文化與徽州宗族，它們之間的互動，演化出明清以來豐富多彩、富有特色的徽州區域歷史。根據我的研究心得，在討論徽商與徽州文化的關係需要釐清三個問題，什麼是徽州文化？徽州商人文化是怎樣形成的？徽州室內設計商人文化的基本特征是什麼？
　　一、徽州文住商不動產化是什麼
　　答：一般來說，我們往往把新化療副作用安理學與徽州文化等而視之。弘治《徽州府志·風俗》稱，徽州“自朱子而後，為士者多明義理，稱為東南鄒魯”。理學在徽州的興盛是事實，那森然林立的牌坊，比屋可望的祠堂，卷帙浩繁的經書便是明證。但是，當我們更多地涉獵徽州文化時，卻深切地感受到徽州文化的內涵極其豐富，絕不是“為士者”所浸淫的理學所能一言以概之的。在徽州，“為士者”經商，商人“為士者”的現象早在宋代已不鮮見，商品經濟繁榮使得商人的社會地位有所提高，出現了士商合流的趨勢。這一變化在徽州是非常明顯的，商品經濟的發展造成了徽州簪纓望族與商賈世家合流的趨勢。到明代中葉，這種士商合流在徽州已匯成潮流了。明人唐順之指出：“新安土磽狹，田蓄少，人庶仰賈而食，即閥閱家不憚為賈。”在徽州經營商業已成為包括世家大族在內的全民的事業，而這樣的關係地域社會生存與發展的全民事業，勢必會在文化上有所表現。徽州最後一位進士、近人許承堯指出：“商居四民之末，徽俗殊不然。 ”“士農工商”四民的排列，不再是商居四民之末，而是士商平等，甚爾商更勝於士！這對於傳統價值觀而言，無疑是一個極大的顛覆。徽州商人是以“功名”兩字概括其內涵極其豐富的價值觀的。他們認為，經商和讀書一樣也是求功名，也是人生的正途；經商而起富，就是獲有功名。得功名者為賢為愛，失功名者為不肖為憎。以新價值觀為核心的新社會風俗的表現，無不顯示著新文化的誕生，我稱之為徽州商人文化。
　　二、徽州商人文化是如何形成的
　　問：你提出“徽州商人文化”概念，指出了她在價值觀上的顛覆與重建之魂，這就使我們更深入地理解“徽州商人文化”的蘊含。那麼，歷史上這種文化是如何形成的？
　　答：宋代以後，儒學進入理學的新階段，這是全國皆然的。就徽州而言，作為朱熹的祖籍地，乃是中國理學的重鎮，新安理學的發源地，是不言而喻的。然而，正是理學氛圍的濃重與商業極度的繁興，這兩件錶面上看起來矛盾的事物，卻促成了在徽州形成了新的商人文化，從而為徽州商人在傳統時代執掌商界牛耳數百年提供了源源不斷的精神力量。我認為，理學雖與商業精神有衝突，但他們之間也有融通之處。餘英時先生曾指出：如果我們把朱熹的“滅人欲”簡單地理解為他要消滅人的一切生命欲望，理解為他對商業持否定態度，則大謬不然了。其實，在朱熹的哲學里，人欲這個概念有兩重涵義，且看《朱子語類》捲一三，“問：‘飲食之間，孰為天理，孰為人欲？’曰：‘飲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可見，此處他只把過分的欲望稱作人欲，而正當的欲望仍合於天理。朱熹鼓吹的“存天理，滅人欲”，所要滅的是第二個涵義的人欲，對於第一個涵義的人欲，不僅不能滅，而且還要保護，因為這是合於天理的。當然，商人的經濟地位決定了他們只能把自己置於“天理”之下，只能以“人欲中自有天理”來為自己的合理性辯解。朱熹對“人欲”的二重解釋，為徽州商人將理學熔鑄入商人文化提供了可能。
　　到了明代中葉，圍繞著理欲之辯，理學實現了分流。一方面，理學作為維護專制極權的輿論工具成為官方哲學，取得了獨尊的地位，“存天理，滅人欲”的說教被進一步硬化；另一方面，理學為適應商品經濟的發展而轉換了機制，被商人整合為商人文化。後者雖非主流卻代表著歷史前進的方向，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徽商具備整合理學的條件，這與徽商所處的人文地理環境有關。有著悠久理學傳統的徽州，重視文化教育。這就使徽商有著較高的整體文化水平。一些徽商還有較深的理學根底。明清時期的徽商往往以儒賈自居，他們棄儒從賈后，並不放棄對理學的研究，這就使他們有可能整合理學。
　　徽商整合理學是為了自己的經濟利益，這從其研究理學的方法來看，是十分清楚的。他們大多數不是致力於理學的系統研究，而是從理學中擷取某些章句、格言，立竿見影地服務於商業。眾多的徽商從不同的側面，環繞著理欲之辯這個問題，以群體的力量改鑄著理學，將其整合為為徽商的經濟利益服務，並能體現其價值觀及審美情趣的徽州商人文化。徽商要使自己的價值觀為社會各階層所接受，要使自己的功名事業得到最廣泛的支持，就不能對傳統的價值觀採取簡單否定的態度。所以，他們在心理整合的過程中，由於對傳統的賈儒觀、本末觀作了有效的改造、變通和融合，從而使以經商為“功名”的價值觀為整個社會所接受。
　　首先，在賈儒關係上，徽商認為兩者是相通的，都是為了求取功名。既然賈儒相通，徽商便進而對傳統的“商居四民之末”的價值觀作了修正。徽商許西皋認為“人之處世，不必拘其常業，但隨所當為者，士農工賈勇往為先，若我則業賈者也”。績溪商章策進而提出，“造物之厚人也，使貴者治賤，賢者治愚，富者贍貧”，要求打破不合理的四民之分。顯然，傳統的價值觀念已為新的價值觀念所替代。其次，在本末關係上，徽商認為兩者是“交相重”的。明代中葉商品經濟繁榮，商業扼社會經濟的命脈，因而傳統的農本價值觀較易於變通為農商“交相重”的價值觀，甚而有的商人還產生了賤農心理。至嘉靖年間，經商致富的現象在徽州已徹底改變成“昔為末富，今為本富”。可以說，徽州商人在心理整合過程中對傳統價值觀的改造、變通、融合使其以商業為功名的價值觀建立在賈儒相通、商農交相重的堅實思想基礎上。徽商價值觀的確立，不僅標志著徽商心理整合的完成，徽州商幫的形成，而且還深刻地改變著徽州社會，改變著徽州人的價值觀。故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是更大範圍的心理整合，是徽商心理整合的繼續。
　　徽商的價值觀甚至為徽州社會最保守的傳統勢力——世家大族所接受。徽商價值觀改變著徽人的社會心理，從而把更多的士、農吸引到商人的行列，擴大了徽州商幫的隊伍，並使徽商的事業在徽州社會得到最廣泛的支持，特別是宗族勢力的支持。價值觀的改變還使徽商在全國各地的商業競爭中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徽商從來不是單純地追逐功名，而是在同封建政治勢力的結合中事半功倍地實現其價值目標的，這是徽商的高明之處。徽商價值目標的實現與徽州人文日盛幾乎是同步的。
　　三、徽州商人文化的基本特征
　　問：從你所闡述的理學分流以及徽州商人文化的整合歷史，我們分明感受到中國傳統文化的包容性和延續性，中國傳統文化的歷史嬗變並能夠傳承，這“兩性”可謂其脈絡。請你再談談徽州商人文化有哪些基本特征？
　　答：徽州商人文化在形成之初便具有四大特征：其一是科學性與實用性。商業活動的需求，直接刺激著科技的發展。例如數學。在商業經營過程中，徽商必須持籌握算，較量錙銖，這就使他們積累起較強的數學能力和運算技巧，併為從事數學學理研究提供了前提。程大位的《算法統宗》便是在商業對數學計算方法的需求刺激下取得的一個典型成就。又如地理水文。經商在外，掌握一些基本的地理水文知識是十分必要的。徽商一般都具備這些基本常識，其中還不乏一些卓有成就者。再如中醫學。徽商經營藥材業者甚眾，為了在競爭中保持優勢，他們刻意鑽研醫葯技術。在當時採藥、製藥、治病一體化的情形下，藥鋪間的競爭造成了新安醫學之盛。科技在徽州商人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徽州科技則在當時全國的科技領域中居於領先的地位。其二是封建性和倫理性。脫胎於理學的徽州商人文化具有濃厚的封建性，其文化內核的價值觀是與傳統儒學的忠、孝相通的，因而徽州商人文化帶有宗族文化的色彩。其三是通俗性。徽商於通俗文化用力尤多。徽州的刻書業在明清曾大放異彩，“徽本”享有很高的聲譽。徽商除了斥資刻印族譜、經書外，還刻印了大量通俗小說和戲劇本子，這也為通俗文學在徽州的普及創造了條件。通俗文學之一的徽劇，在明清時得到迅速的發展。其四是廣泛性。從大文化的角度看，徽商的生活方式，諸如飲食、服飾、園林、建築等，都為商人文化增添了新的內涵。宴席是商人洽談貿易、廣泛交際的重要場合。清代十大菜幫中有兩個菜幫：徽菜和維揚菜是屬於徽州商人文化範疇的。徽州的建築業在明成化年間進入了黃金時代。遍佈徽州的園林、別墅、住宅、佛寺、道觀、書院、牌樓，其建築的規模和技術堪稱一流，並形成徽派古建築的特殊風格。
　　問：我於史學是外行，不過在讀一些通史類著作時常感覺到以政治史為主線，似乎政治成為歷史演進的決定因素，而經濟史、社會史、文化史卻處於附庸地位，但歷史進步中經濟謂之基礎，文化謂之靈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是歷史規律。商品經濟較之於自然經濟可謂進步，商業文明較之於農耕文明可謂先進。尊重和把握歷史規律，當是治史論史最重要的基點。這點管見不知妥否？
　　答：很對。我這些年來斷斷續續對徽商與徽州文化的思考與研究，就是著眼於社會經濟與文化的互動關係。社會經濟史的研究比之於僅就經濟而談徽商視野要開闊得多，但這還不夠。重視文化，將社會文化作為研究的理論範式，這在國際史學界屬於學術前沿。我希望同行們多這樣去研究，推動社會文化史研究在徽學領域的繁興。(宋宏)　　（原標題：徽商與徽州文化三題）